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巡视员

张志勇 

无论是“三点半现象”“减负”还是素质教育，放到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大的政策背景下来看，对于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形成共识，甚至存在很多误解。我们不应带着误解看“减负”。

面对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对“减负”存在的误解，应该明确，“减负”并不等于公办教育的“后退”、不等于降低中小学生的课程难度、不等于不要学生刻苦学习、不等于减少学生学习时间、不等于不要考试。

我国的学校教育制度里本来就包含课外教育，我们规定小学生在校时间不超过6小时，是针对统一上课时间而言，并不是说在上课时间之外就必须离校，这不是学校制度设计的初衷。现在有种观点，一提及“三点半现象”就感觉是公办教育在“后退”，实际上我国的公办教育不仅在课后教育不能后退，中小学生的校外教育也必须在学校的指导下进行。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办好公办教育，必须让更多老百姓享受到更高质量的教育，这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教育性质决定的。

同理，对于“减负”的其他形式的质疑也源自于这些方面的误解。事实上，“减负”的政策实施了很多年，我国中小学理科课程的难度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居于中等或中上等水平，这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比较研究了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理科教材后得出的研究结论。与此同时，全国中小学生平均在校时间也呈上升趋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课题于2010年与2015年进行的两次全国大范围调查显示，全国小学生平均在校时间从6.7小时增加到8.1小时，中学生的平均在校时间从7.7小时增加到11小时。

其实，我们应该更多地加强对公共教育政策的解读，目前我们对政策制定的背景和依据的解读、对全社会的教育科学知识的普及做得还很不够。因此，要向社会公众讲清楚，“减负”的出发点在哪里，“减负”都要做哪些工作。“减负”最要紧的是做好五件事——调结构、转方式、提质量、重个性、讲规律。

 “调结构”，就是“减负”要做好加减法。具体而言，就是要适当减少文化课学习的时间，增加德育美育体育学习的时间；适当减少书本学习的时间，增加实践教育的时间；适当减少单纯知识技能训练的时间，增加学生综合素养培育的时间，等等。

“转方式”，就是适当减少教师不适应学生学情导致的学习负担，转变教与学的方式，更多的在激发学生兴趣、教会学生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上下功夫，等等。

“提质量”，就是要减少重复、低效的机械训练负担，增加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思维的、具有挑战性和创造性的教育教学活动，以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

“重个性”，就是要减少学生同质化的学习负担，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差别化的教育；要适当减少统一的强制性的学习负担，增加学生多样化的自主性的学习活动。

“讲科学”，就是中小学教育要尊重规律，依靠科学。以考试评价为例，日常考试的功能不是要给学生排名排队，而是为了诊断和改进；再如，晚上孩子们做作业做到十一二点，搞得第二天上午听课精力很差，学习效率很低，这样的加班加点不但无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反而导致学生学习的恶性循环，是得不偿失的。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

戴立益 

“减负”并非意味着不留作业，更不是说让学生完全没有学习的压力，“减负”是要把学习的主动权真正交给学生。孩子的课业负担来自学校简单而低水平的重复强化，过分强调重复书写、记忆的知识，缺乏有针对性的强化与自由想象。作业占据了学生们大多课余时间，没有留给学生更多自由思考的时间与空间。对此，应该加大教师培训力度，提升教师水平，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对于学校来说，要开发多样化的课程供学生自主选择，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展现好奇、自由想象、大胆质疑和合作探索，从而唤醒每一名学生的潜能，构筑每一名学生的自我激励系统，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够主动地、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天赋。教师也要转变，要从关注学习成绩本身转向关注学生学习的全过程。

教师还可以通过大数据采集与分析，了解学生成长经历、知识基础、认知特点，从而进行个性化的指导和精准助学。学校与区域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尝试建构课业负担检测预报模型，实行基于事实的时时跟进检测制度，提高“减负”效果。

来源 | 《中国教育报》《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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